慈善与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与政策选择

人是生活在秩序维度的，人的生命的价值，尤其是劳动力的价值，与处于不同秩序维度有关系。公共慈善也是如此。它有原始秩序的维度，也有扩展秩序的维度，在不同的维度里，有不同的价值。从特朗普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命运，可以见出慈善和慈善组织涉及到的不同维度秩序的冲突。更好地发展慈善和慈善组织，需要解决冲突，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和新三板涉农企业数据,分析了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剖析了区域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涉农企业参股银行有助于提升企业主业业绩;第二,涉农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将提升企业主业业绩,参股非涉农类银行则不会对企业主业业绩产生影响。产生以上影响的机制在于,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有助于优化农业供应链融资环境,培育更多中小客户,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风险。进一步讨论发现,在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越低的区域,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作用越大。     

意境的时空结构和审美功能系统

意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和艺术至境,是由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独特时空体,它凝结着国人的审美理想和生存智慧.意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整体,是时间与空间的艺术整合,是传统言意论与意象论思想的融合和升华.这一结构作为基础制约着其中各个审美要素及相互关系,也使其诗学功能的发挥呈现出系统性.在意境阐释中,系统论思想方法仍是有效的理论利器,而对意境中时间性含蕴的发掘当是关键所在.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中国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关键节点的风险识别

粮食安全不仅取决于粮食生产的量和自给率,还取决于可获性,包括“买得起”和“买得到”。当前中国粮食总量安全,但粮食生产的区域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生产日渐向优势区域集中,主销区的粮食消费日益依赖于主产区的粮食调运,粮食运达的及时性对于粮食安全愈发重要。粮食调运必然面临长距离运输问题,这其中尤以在粮食运输网络中起枢纽作用的关键节点的平稳有序运行最为关键。当前实现粮食调运的运输方式主要依靠铁路、水路以及铁水联运,但是这一运输网络存在运力不足、物流方式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风险因素,与粮食运输量的增长速度以及运输的顺畅性、及时性要求不相匹配,因此亟待通过加快铁路、水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粮食物流方式变革和健全粮食物流应急响应机制等措施,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和粮食安全。     

从异化的人到人本性的复归——以《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为中心的考察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重要篇目,从异化的人到人本性的复归是该篇的主旨。异化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是私有财产最核心的本质;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向人本性的复归。该篇中的“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作为对人本质占有的积极的自我意识”,它自觉地主导着人的解放和复原向终极发展。上述观点对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比照社会转型,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和思考应运而生。新媒体的普及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了转变。网络空间的文化重组,带来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     

商标混淆的科学测度

商标混淆的主观认知状态可以借助消费者调查进行测度。法院通过调查总体的界定、抽样方法的选择、调查问卷的设计等因素来控制调查证据的质量,通过混淆率的解读来确定侵权是否成立。调查实验旨在将分散的消费者不确定的心理状态转化成一种可计算的形式进行科学界定,尽可能真实地对消费者主观认知进行模拟,为法官判案提供必要的依据。     

《尚书》《诗经》的美学语汇及中国美学在上古演进之特色

《尚书》中的美学,“休”是其核心语汇。《诗经》中的美学,在《颂》里,以“皇皇”为核心语汇;在《雅》里,以“威仪”为核心语汇;在《风》里,“美”才丰富地展现开来。美从《尚书》到《诗经》以及《诗经》里《颂》《雅》《风》的演进,呈出了中国上古美学的特色。